党课讲稿:上好“必修课”营造良好家风
一、“家风”释意
(一)语词溯源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作品中。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以成《周诗》,并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性。为与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写作了《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该诗中,作者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家家世,而是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
“家风”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
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
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是每个个体成长的精神足印;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对家族的传承,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
(二)新时代家风形成过程
20世纪早期,《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近8年,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发起,并在思想上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尽管这场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存在形式主义和狭隘性,但其形成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家风建立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以儒家文化、中国古代为人处世之道为基础,变成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教育学为基础,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书信或文稿。
新时代家风分为两类:一类以梁启超、傅雷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一类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为代表。
二、A总书记谈家风建设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家”。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
2015年2月17日,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A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他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他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他要求,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2018年11月2日,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他指出,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引导妇女既要爱小家,也要爱国家,带领家庭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发挥优势、担起责任。要引导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发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要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
2015年10月29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中央最近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两项法规,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又要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决不越雷池一步。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强调,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三、说说红色家风故事
(一)“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
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家风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著名学者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家庭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血缘和情感是家庭关系维系的基础。
(二)邓小平家风: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在一次接受报社采访时总结邓小平留下的家风就是“无私才能无畏”,并描述邓小平平时在家里说话不多,但说出来就切中要害,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家人成长。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他总结自己时用了“三落三起”一词。他在“三落”中能无所畏惧,并迅速实现“三起”,必定包含着一种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就是邓小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就是邓林后来总结的:“无私才能无畏”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成为邓小平的家风,正如邓林总结的:“在风浪中沉浮,在困境中磨炼,欢乐和痛苦,都已成为我心中无价的财富。”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受父亲邓小平的牵连,也被错误批斗,并致残。“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始终勉励和支持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以便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其核心思想是“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年谱》也记载邓小平的家庭教育思想。在1993年1月3日这天上午,89岁的邓小平给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些质朴深刻的语言背后是他要将“无私才能无畏”的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
(三)周恩来家风:“十条家规”
周恩来经常教育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为政清廉,强调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常常告诫亲属们,不要靠着上辈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也不要有任何优越感,要同普通百姓子女一样。
周恩来与邓颖超没有子女,但是亲属很多。他们对亲属既疼爱又严格要求,决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允许亲属搞特殊化。周恩来的侄儿、侄女们,建国后都想去北京看望这位当了国务院总理的伯父。为此,周恩来就给亲属们规定了“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的家规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认真执行的。他以身作则,不让亲属沾上自己的光,即使亲属们符合条件应该享受的待遇,也执意不许。
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原在北京读书,后来留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在北京的10年间,从没有说出和周恩来的关系,直到入党时,组织上到淮安老家调查,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侄儿。1961年7月,周尔辉结了婚,爱人在淮安,钢铁学院为了照顾他,设法把他爱人调到北京。有一天他们夫妇去看周恩来,并向伯父说了这件事。周恩来听后说:“噢,这么容易?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侄媳说:“不接收就回去嘛!”后来,周恩来批评他们说:“这几年遭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带头执行而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不能调到外地去?”又说:“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便,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后来,周恩来说服了钢铁学院的领导,限期将侄儿、侄媳一起调到淮安工作。
(四)朱德家风:立德树人,勤俭持家
朱德是四川走出的另一位伟人。朴素是朱德给人最直观的个性特点。这一特点也成为了朱德家风内容的核心,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和平用“立德树人,勤俭持家”八个字总结朱德元帅留下的家风传承。
在家人眼中,朱德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并教育孩子要自己做事,从洗衣服、洗袜子这些小事开始,不许他们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子孙辈与他一同生活时,朱德要求他们不要有特殊思想,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群众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并特别训示说:“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
朱德家风不仅影响自己的家庭,他还以此约束自己的亲属。出于感恩当年兄弟姐妹们凑钱供他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让他们各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计划经济时代,朱德家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孩子,生活压力陡增。朱德元帅没有公开自己的困难,还多次主动要求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给自己降薪,同时他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菜,带着孩子们拿着锄头、铁锹、盆、桶去劳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6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并回过一次出生地——仪陇县。朱德同志回仪陇期间轻车简行,要求随从不给群众和基层添麻烦。他取消了家乡干部出于爱戴而为他举办的展览,指示用办展览的地方建一所小学让娃娃们读书。朱德还指示当地干部要根据山区资源禀赋,发展山区经济,自力更生,“不能光伸手向外要”。离开仪陇前,朱德同志特别提出:“希望仪陇要多给国家作贡献!”
(五)吴玉章家风: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吴玉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祖吴玉章,离开前请吴老写几句话作留念。吴玉章就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写了用于客厅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吴玉章还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是吴玉章家风内容的高度概括。
吴玉章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练,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女儿吴春兰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积极投身土地革命,1933年牺牲;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入党,1938年学成回国从事水电建设;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六)陈云家风:“三不准”
1978年,中央为陈云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时乘坐。他十分喜爱这辆红旗车,但他同时规定,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乘坐这辆红旗车。
不准搭乘陈云的专车,这是陈云为家人制定的“三不准”原则的第一条,也是陈家的“老规矩”。除了不能搭乘专车,陈云在“三不准”里还严格规定了家人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
60年代初,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局面,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曾主张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所谓的高价商品就是指购买这些商品时不再凭票,只要花上比平价商品高上几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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